书生无疑是指读书人而言，他们主要是读书立言，对于世事可称不谙，对人际关系往往处理不好，在具体事务面前又时时束手无策，所以总被人们以“百无一用是书生”相揶揄，在文艺作品中也常常被塑造为受嘲弄的对象，本色如此，无可抱怨。“百无一用是书生”想来是从许多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共识，例子俯拾皆是，历史上南朝梁刘勰写成了一部文学批评的不朽名著《文心雕龙》，但“未为时流所称”，得不到社会承认。刘勰难于割舍，又走投无路，百无一用，只好求助于当时的文坛班头沈约，让沈约说句话；但是，沈约地位贵盛，无法晋见，于是刘勰背着亲手抄写的《文心雕龙》到沈约府门口蹲着候见。当沈约出门登车子时，这位无用的书生求见于车前，“状若货鬻者”，沈约取读之后，“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梁书》卷50）。真是一经品题，立即身价百倍，这部《文心雕龙》才得以百世流传，后世有多少人还靠它谋升斗之需，刘勰如果没有沈约这样的权贵为之打招呼，那么，刘勰就可能潦倒一生，与草木同枯，而《文心雕龙》也将如一捆废纸般地散落遗佚。当今类似刘勰那样以文字乞求出路的也不是没有。一些书生不论是初出茅庐，还是皓首穷经，经年累月，终成一书，于是请名流作序，揄扬文字；烦人托窍找出版门路，还殃及妻女，脱簪珥以筹措资助；幸得接受，三年五载，翘首以待；一旦问世，索书赠书，所费不赀；稿费或言明无酬；或所得戋戋，难敷购书之需；或迟以时日，遥遥无期，于是函电交驰，诉之以苦，动之以情，历经年所，所得不过豪客一席之费；甚有分期滞付或身后交付遗属者。子罕言利，书生徒唤奈何！百无一用，迹近“文丐”，虽不中，亦不远矣！
然而，也有些书生一旦风云际会，或科场得售，学而优则仕；或得权贵提携，平步青云，但他们大多是“尚论唐虞，空谈孔孟，不切时务而自鸣清高”，其结果非但败了大事，也坏了书生的名声，误国误己，无用的书生又得了个“书生误国”的骂名。远的如宋、明那些“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的书生们，平日空谈天道性命，遇事不辨是非，束手无策，只等待着“杀身成仁”。施耐庵在写《水浒》的时候，就看透了书生无用这一点，所以把在梁山上运筹帷幄，最后断送梁山事业的书生型军师命名为“吴用”。近之如文革时期不同型号书生的落水，有好几位大牌书生就曾被指派入“梁效”之瓮，当时也确为他们解除了一时的困境。由此也引起日后遭到非议与责难。在这个问题上，我看不要过多或过甚地指责某个具体人，因为当初是打着红旗来启用安排的。这些长期受惯“指向哪里，打向哪里”教育的无用书生，哪个敢不乖乖地应命。这些书生开头也是受“四人帮”主上的“戏弄”，待“四人帮”覆灭，这些书生又按要求经过一段艰难的“说清楚”之后，才又回到书生的本位上来。他们的起起落落正反映了中国书生的不够成熟，缺乏独立性格，因而他们很难摆脱受权贵左右的阴影。
其实，从古至今的书生遭遇，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史学先师司马迁看透了。司马迁在备受荣辱“戏弄”后，头脑清醒多了，看问题深刻多了，所以在其《报任少卿书》中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汉书》卷62）司马迁凭他的阅历，一语道破，为书生的悲剧性格定了调，为千百年来书生预言了命运。
如果按司马迁所分析那样，那么某些被“指派”到“梁效”写作组去的书生，只不过是书生群体总悲剧中的一个角色而已，似乎无须过分苛求而应给以谅解的。所以有人就比较宽容地对没有来得及清理这一段往事就谢世而去的一位书生，发自内心地吐出了一句“毕竟是书生”的心声，这真是有分寸、有叹息、有爱护的至言。“毕竟是书生”与“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主要含义并无二致，只不过前者包含的层面多一些，它既有对人的曲谅，也有自我解嘲的打趣，又有自我辩解的无奈。
近年来，也有为数不少的老书生，以文字和口述形式写自传，表述一个书生对自己人生历程的自我认识。他们都是久经沧桑，有过许多起伏跌宕的生活内容，知人论世，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他们无所隐晦地坦陈一生，不仅让人们理解书生的真实心路，而且也使人从对某个人的个案探求中推向对书生群体的考索，启示中国的书生能以前车为鉴，摆脱受“戏弄”的窘境而日趋成熟。
但是，不能不看到中国的书生并不都是无用和不成熟的。有些人曾以自己的行为写出中国书生走向成熟的历史，如朱自清先生的不食嗟来，老舍先生的宁折不弯，冰心女士的恬淡人生，巴金先生的深沉《随想》……等等等等，不都是从不同侧面让人看到中国书生具体的成熟形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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